一天的難處一天當

一月底裸辭不久，收到電話，有人給我一份工。想了兩天，就答應了。這一次，先發制人向新僱主提出上任日期，好讓兩份工作之間有個實實在在的 break。由於一開始已知道假期有限，我非常珍惜每一天，利用那寶貴的七星期做了很多重要事情，好快樂。

快樂時光稍縱即逝，假期接近尾聲，抑鬱發作。對 H 說：「我無法接受要上班！」他說：「你放了七星期假，已經很幸福。自從告別大學最後那年暑假後，我就從來未試過放假多於兩星期。」我說：「你也可以的，辭職後休息一段日子，才慢慢找工作。」H 苦笑：「恐怕我只能一直工作至退休，除非，我中途被辭退或不幸病重或遇到嚴重意外，失去工作能力。」

聽起來很灰，灰得竟有點幽默：想放個長假，要等到病重、殘障、或老到無法工作？到那個時候，放假的心情已不知跑到哪裡去了。H 說的卻不是戲言，給自己一個暑假，在香港地，對大部分人來說多麼奢侈。

香港人有薪年假向來少，有僱主真的幹得出給員工每年七天假期，晚上還能安然入睡。由於法例標準那麼低，當僱主給予員工十八天假期，彷彿已皇恩浩蕩，僱員應叩頭謝恩。基於這種「假期乃僱主恩賜」的潛心態，我見過不少同事因為欲休假兩星期而思前想後忐忑不安，擔心上司微言。偶然有些人還「大擔」一點，計劃申請休假三四星期，其他人聽罷總是驚惶失色，甚或咬牙切齒，教申請者心裡暗惴：「恐怕我休假回來，職位不保。」我的確聽人說過這種話恫嚇員工：「假如公司沒有了你一個月仍運作如常，那是否代表公司沒有你也可以呢？」我真想代同事回應：「假如公司因為任何一個人休假一個月而無法如常運作，那管理層是否應該好好反省？」

在香港打工，不僅放假放得膽戰心驚，連放工也放得誠惶誠恐。

身邊不知多少人，把超時工作（OT）變為常態。朋友間飯局，談起下班時間，人人都說「我一般八時才下班」，其中一兩人更說「我過去一個月天天做到凌晨」。這個時候，假若其中一人那麼勇敢，說：「我一般六時下班。」大家就會嘩嘩嘩地把他／她看成奇花異草，令他／她無法不自問：「是我有問題嗎？」這種種典型香港人反應，其實都在鼓勵大家把 OT 變為常態，鼓勵這現象蔓延。

只要認真一點思考，把 OT 變為常態，其實很變態。一個人朝九晚六，除了午飯，假如善用八小時努力工作，做到的事情多得很，到五六時應已非常疲倦。每星期如此工作五天，已是值得敬佩的事。為什麼大家還要嘖嘖稱奇說「能準時收工，真是筍工啊」。

塵世間多少 OT，是源於這些扭曲的心態？塵世間多少 OT，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有人告訴我，她老闆將員工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態度掛鉤，所以她和同事都不敢準時放工，沒事找事忙，天天拖兩三小時，才悄然溜走。我說：「大家明知他那套是歪理，為什麼一起浪費生命來迎合他的不合理期望？你們應一起用行動告訴他，他那套是錯的！」我說得激昂，朋友卻淡然說：「算罷。」完全沒想過反抗。

所謂反抗，並不是起什麼革命或罷工，只是－－把工作做完然後下班。一個辦公室，本來所有人都因為老闆的歪理而不敢下班，突然有一兩個人踏出第一步，把工作做完便下班，其他人看在眼裡初時或許心生羨慕，漸漸必然也撫心自問：「為什麼我要待在這裡做戲、浪費時間？我老闆蠢到將工時和態度掛鉤，為什麼我要陪他蠢？」其實任何人都有能力影響公司文化，最重要是踏出第一步。

並不是人人 OT 都為迎合老闆，有不少人將工作時間與自我價值掛鉤，覺得自己看起來愈忙碌，就證明自己愈重要。「好忙」是香港人慣性掛在嘴邊的話，有很多人真的很忙，也有很多人是享受炫耀自己有多忙，不難分辨。心水清的人都知道，除非遇上危機，一般情況下，有多少電郵必須於當晚凌晨二時寄出？在沒有真正需要的情況下，把自己設定為「24 小時工作 mode」，不但令同僚厭倦，亦會令上司質疑（假設上司不是太蠢），為什麼這個人如斯欠缺安全感，非要用「頂爛市」的方法來證明自己不可？

當然，塵世間有些 OT，是無可避免的，例如公司有大 project 趕工、或遇上危機、或因有人離職而人手短缺，在這些情況，我也樂意 OT。但如果公司長期有做不完的工作，長期僧多粥少，長期期望員工一人負擔兩人的工作，那很明顯是管理有問題，後果（人才流失）最終亦會由管理層承擔。

不僅公司文化，就是一個城市的文化，任何人都有能力影響，最重要是踏出第一。我的一小步，就是鼓勵自己和身邊人將塵世間可以避免、毫無意義的 OT，都避免掉；不忙碌的時候，自信爆滿地告訴身邊慣性忙碌的香港人：「我好得閒」；繼續密謀人生下一個暑假，並告訴我的朋友 H：「你不必等到病入膏肓或垂垂老矣才放暑假。我對你有信心，放一個長假再找工作，你只會找到更好的工作！」

別待臨死來後悔自己未曾活過

C 是專科醫生，其太太是會計師，二人在大學相識，組織家庭生兒育女，二十年相處已由戀人變朋友／家人／拍檔。二人和兩女一子，加上兩名家傭，七口子住在半山豪宅。六年前認識他，總是談笑風生，自信滿滿。

大學畢業後，他既在大學有教職，亦在中環開設診所。兼顧兩份職務之餘更不停進修，在其專業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還是覺得不夠，竟然讀起法律。三十多歲獲選為傑出青年，在行內亦獲獎無數。他說：競爭很大，假如不向上爬，就會往下墜。

兩三年沒見，最近相約吃飯，他比以前沉靜多，心事重重。一問之下，他和盤托出：兩年前問題一個個浮現，先是幼女被診定為過度活躍，在課堂無法集中；長子則踏入青春期開始反叛，甚至曾離家出走；這段日子正值 C 法律學位課程最後一年的考試，他分身不暇，壓力極大，開始情緒失控，即使捱過考試，還沒有好轉，求醫後才發現自己有雙極人格失常症（bipolar disorder）。彷彿覺得他受的打擊未夠多，他太太忽然說要離開他，離開這個共同建立的家。

他一直認為自己擁有幸福家庭、美滿婚姻。「一個月前，我們還一起鑽研應聯名於哪一個國家購買物業將最具發展潛力；兩星期前，我們還一起去選購性感睡衣。我們不是很好嗎？」妻子用了這樣一個比喻向他解釋：「你一直給我橙汁，我不是不喜歡，但我想要的，是芒果汁。」

他那麼徹底地將家事告訴我，可想而知他多麼需要傾訴。我也不妨細問：「你真的一直察覺不到她想走？」他說：「沒有，我從沒想過她會想離開這個家。我們是沒有火花，但感情一直很好，從不爭執。她亦一直接受我以事業為先。有一年，我在結婚紀念日那天，代表大學與某捐款人吃飯應酬，沒有與她慶祝，她也沒有怪我……我實在沒辦法，你知道，大學經費很大程度是靠捐款的。另一次兒子開生日會，我因為趕回學校上法律課，提早離開。兒子當然想我陪他，但當時我想，決定了進修便得有所犧牲，老婆也諒解。我忙的是正當事，力爭上游，為的都是家人，他們一定會支持我……」

或許，這就是問題癥結。他全心全意為家人提供充滿營養的橙汁，一廂情願，卻沒有想到，妻子和孩子想要的是芒果汁。對他們來說，快樂很簡單，他們只想得到 C 的重視，希望他多點陪伴他們，而不是用一個每天晚上回到家已筋疲力盡的丈夫／父親，來換取多幾幢豪宅。

為了挽回婚姻，C 如今停止進修，辭去教職，只專心診所工作，務求將正職以外的時間和精神都留給家人，等待她回心轉意。

聽過太多類似故事，人似乎總是等到婚姻破裂、孩子反叛、家庭破碎、身患危疾、至愛離逝、壽終正寢等難以挽回的田地，才猛然醒覺，什麼名譽地位財富權勢都不及自己的健康和身邊人重要。然而，人生匆匆幾十年，為什麼非要等到無法挽回不可？

曾經有人問達賴喇嘛：「人性最讓你感到驚訝的是什麼？」他說：「人總是為了賺錢而犧牲健康，到頭來卻要花盡錢財去修復健康。然後，因為擔心未來，人總是無法享受現在，無法活在當下。活著時，他忘了生命多麼短暫。死時，他才發現自己未曾好好活過。」

千百年來人類不厭其煩地探尋快樂的鑰匙，由運動旅行進食看書，到著書立說講課授徒、禪修唸經冥想求神。然而什麼是快樂，從沒有答案。對兩歲的嬰孩來說，吃飽飽就滿足快樂；對五歲的孩子，父母的愛就是他的快樂；對十六歲的，戀愛大過天；對二十八歲的，升職加薪令他最快樂。

為快樂下定義，並沒有意義。不過透過閱讀關於快樂的書，我發現了幾個尋求快樂的重點方法，幾乎每位作者都有提及。其中一個我經常練習：想像自己危在旦夕，死神來帶我走的時候，回望一生，是否無悔。與其等到事情無法挽回才來懊悔，不如多點靜心思想，我應該怎樣過每一天，才不至後悔？

想起墨西哥漁夫和美國銀行家的故事，作者顯然希望透過這故事提醒世人活在當下；當然，很多人都希冀漁夫的悠遊生活，但若然回歸現實，大部分人是否也會像美國銀行家一樣，認為漁夫「餐搵餐食餐餐清」，是不思進取不負責任沒有積穀防饑？（當然，為未來積穀防饑是一件事，為名利墜進無崖的追逐又是另一回事。）

你是漁夫也好，銀行家也好，沒有對錯，只要認清自己想點，別等到臨死才來後悔。

"I'll be back."

自與斷了右臂的英國人離開北京後，我不時想起電影《落葉歸根》開場一幕：長途巴士司機在馬路上看到前方有人橫倒地上，似是電單車意外，傷者的朋友揮手請巴士司機幫忙，司機遂停車並打開車門，傷者朋友即時走上巴士，露出武器說：「打劫！」

聽說，類似事件經常在內地發生，「狼來了」效應下，到真正有人受傷需要救援時，便無人理會。這種利用他人同情心行惡的事，比起肢體暴力更暴戾－－你在謀殺別人的同情心。一個地方，如果人人為求自保而不再互相幫忙，還值得住下去嗎？

英國人於長城斷臂之前，我們在北京度過了健全的六天，期間發生一件事，就讓我體會到內地人多麼害怕幫人。

某天晚上，路經昏暗的小巷時我看到前面一名中年大漢喝醉倒地一動不動，當晚氣溫只三四度，假如他就這樣爛醉不醒，很可能會冷死。我們便走到附近士多，請老闆幫忙報警。見他撥電話了，我們才到附近的餐館吃飯。

飯後路經小巷，醉漢依然迷糊臥地。我向士多老闆查問，他說：「警察來過了，見他只是喝醉，走了。」我問：「警察就由他在這裡冷死嗎？」他笑說：「那會那麼容易死！警察說沒事就沒事！」警察說沒事就沒事？

當然我也擔心醉漢會發酒瘋，但英國人不想丟下他，我們便一起嘗試問他能否站立、家在哪裡等。但他太醉，難於溝通。只見他冷得發抖，我便到剛才吃飯的餐館，說明事情後請老闆給我一杯熱水。老闆出門往醉漢看看，斷然拒絕。我說：「不過是杯熱水啊。」他說：「即使你給他水，他也會摔掉。」我說：「你給我試試吧。」他說：「到處都是喝醉的人，他們醉了只顧罵人，你不用理他。」我說：「他待在這裡會冷死。」他哈哈笑，說：「這種人不會那麼容易死！你那裡來的？香港，你在香港沒見過人喝醉嗎？」我說：「在香港喝醉不會冷死，在北京會啊。」還以為跟他說了那麼些話，他會改變主意，但他始終不給水。

我只好回到英國人身邊，繼續試着問醉漢拿手機（希望致電給他家人）期間，一名路過的少年停下來，我便請他幫忙報警。報警後少年與我們一起等警察，他們三十分鐘後終於來到。但他們不是先關心醉漢，而是再三權威地問：「是誰報警？」少年說是他，警員續問：「是誰叫你報警？」彷彿我們不該報警。

警察問醉漢拿手機，他卻從口袋拿出一個電話套，另一警員立即對少年說：「你來做證！假如明早他醒來說手機不見了，我們大家都看到，我們沒有拿他的電話！」我想，究竟你來是幫他，還是來妨他？

醉漢非常糊塗，警察苦無對策。但他們不斷叫我和英國人離開：「你們不必等，回酒店吧，警察都到了，你們放心吧。」我們就是對這裡的警察不放心，他們到過可以走，這次也一樣。

見我們不走，他們也只好繼續向醉漢問話。其中一人放高聲浪說：「我們是警察，你要不要我們幫你？」（奇怪，為什麼還要問？）問了三次，醉漢點頭。警員問：你想我們怎樣幫你？（奇怪，他都醉成這樣，你想他怎答？）醉漢說想喝水。警員從士多拿來一樽水（冷水），遞給醉漢，他沒有接住，警員便語帶激動說：「是你說想喝水，我給你你卻又不要，你想我們怎樣幫你！」（奇怪，你似在刺激他多於幫他。）醉漢便說：「我不用你幫。」警員如願以償，高聲說：「是你說不用我幫你的！」

我正擔心他們就此離開，但這時圍觀的人多起來，警察也難以說走就走。擾攘間，一名途人問醉漢住所地址或工作地點等，終於問出頭緒，知道他就在附近酒店工作。警察便請醉漢的主管來帶他走。事情告一段落，我們才安心離開。

在英國，假如有人醉倒街上，警察一定會帶走他，以免他在室外冷死。同一事情在北京發生，大家都視而不見，或因一句「那有那麼容易死」而不聞不問。就連警察也不想理。

我疑惑，在內地，人命是否真的那麼賤。層出不窮的毒食品新聞已教人麻木，在街上多一兩個冷死的醉漢，也就不算什麼了－－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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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港後，將長城斷臂的經歷向不同朋友述說，每次都有人問：「英國人還敢回大陸嗎？」我說：「他說會回去啊，不僅回內地，還會回北京，還會回長城。」大家都很驚訝，覺得他跌壞了腦袋。

原來，身邊不少朋友已不再到大陸旅行，其中一人連回鄉證過期也不續證。他們有不同原因，有說怕了毒食品；有說厭惡全城人都謀着你錢包的錢；亦有人說在內地就是感到不安全：「一旦我出事了，不但無人會幫我，大家甚至會趁機謀財」；不續證的朋友乾脆說：「李旺陽事件後，我就決定不會再到內地。」歸根究底，都是人命得不到重視。

為了查明英國人有否跌壞腦袋，我問他：「你為什麼還想到內地旅遊？」他說：「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十三億五千多萬人之中當然有壞心腸的人，但也有很多好人！我們就遇到Robin，他就好得無話可說。」我非常肯定地說：「在大陸，Robin 是萬中無一的大好人，我們遇到他是極度幸運。」他說：「在沒有真憑實據或數據的情況下，你也不必過於悲觀。」

滴汗。在西安和北京的種種遭遇，還不算真憑實據。

見他一如既往地樂觀，我就知道他腦袋沒壞。我想起，那天 Robin 載我們離開醫院途中，用普通話對我說：「你男朋友斷了手一整天沒吃止痛藥，在醫院等那麼久，一定痛得厲害，但他一句不抱怨，還跟我說笑，真樂觀，真是條好漢。」的確，他當日不時說笑。反而我，身體沒傷，心靈卻大受打擊。雖然我已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堅強振作，但他始終看出我恐懼憂慮，不時安慰我說：「沒事啊，我小時候踢足球也試過骨折，最終也沒事。那麼高掉下來也只是斷臂，我多幸運！」

唉，但願傻人有傻福，他朝儘管遊遍神州大地，也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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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城市，到處懸掛各式口號，例如在北京馬路旁掛着「禮讓是一種修養，文明是一種風景」；地鐵站燈箱亦處處宣揚「北京精神」－－愛國、創新、包容、厚德。我樂此不疲地將它們翻譯給英國人聽。他說：「一個地方要處處大字標題宣傳禮讓、文明、包容，就反映這裡的人有多禮讓、文明、包容。」

長城好漢壯士斷臂 ‧ 二

英國人在長城跌斷右手後，步行下山約三十分鐘，坐纜車五分鐘，坐救護車三十分鐘，在診所擾攘六十分鐘（醫護人員既不給他止痛藥、也不為他傷口消毒、更沒有固定斷了的右臂），我們再自行乘的士九十分鐘，千山萬水，終於抵達全國最好的骨科醫院－－北京積水潭醫院。他終於可獲得最佳護理！

然而，職員跟我說的第一句話還是「先付錢」，然後就是無盡的等待。終於等到見醫生，醫生說：「你的骨折相當嚴重，很可能要做兩次手術，我們先從外把斷骨推回原來位置，但你回香港後可能還要開刀。」他瞥見英國人右手的戒指，說：「把它脫下。」英國人說：「脫不到，我的手指都腫了。」醫生說：「一定要除，否則血液流不到那手指，手指壞死，我們就把它割掉。」說得極淡然。

那一刻英國人深刻感受到與手指永別的可能，立即問：「有冰塊嗎？」醫生說沒有，但指指身後的洗手液。孔先生和我立刻給他手指塗洗手液，才幫他脫掉戒指。

在打麻醉藥做手術前，醫生須檢查他的血液和心臟，每做一項檢查，護士都說我的醫療卡不夠錢，叫我到登記處付錢。我就不停上上落落跑去付款。我對孔先生說：「這些現金本來是給你的款項，但我得留來做醫療費，因我不知道還要花多少錢。我明天才給你付車資可以嗎？」他說：「沒問題！你先處理好他的傷！」英國人多次勸孔先生離開，說：「你載我們來這醫院，已是做多了。我不能礙着你做生意，你走吧。」孔先生卻非常堅持留在醫院，說：「在北京的醫院求診，病人最少要有兩三個親友幫忙，跑來跑去。剩下你們兩人，人生路不熟會很慘。」

的確，身處這間全國最好的骨科醫院，感覺竟如世界大戰後的境況，病人就躺在走廊的擔架床上痛苦呻吟，無人理會。很多吊着鹽水的病人，竟沒有掛鹽水的鐵架，得靠親友站在病床旁，舉手拿着鹽水多個小時。醫生為英國人做心電圖時，着我上前用雙手在他胸前固定感應器。我未受過醫護訓練，難以固定多個感應器，便問：你沒護士嗎？醫生理所當然地說：沒有。

做了血液檢查後要等結果，護士說可於半小時後到另一個部門領取。我說：「但我們得在這裡等心電圖結果，你可以請他們致電這邊，將結果通知我們嗎？」她說不行。幸好 Robin 在，我們便分工，我在三樓等心電圖結果，他到二樓等血液檢查結果。（Robin 就是孔先生－－我們共過患難，不再是陌生人了，自然也改以名字稱呼。）他說得對，在內地的醫院求診，病人的確需要最少兩個人當跑腿。

所有檢查都做過了，下一步是打麻醉藥做手術。手術室門外一直站着十多二十名病人親屬，人人不停苦苦往內張望，等醫生告訴他們其親友還需輪候多久。我和他們一樣，沒有任何資訊，除了等，就是問；但無論如何追問，醫生還是叫我等。

苦等一整個下午，他就抱着右手坐在走廊的椅子，一個中國娃娃在他椅子旁邊撤了一泡尿。怪不得醫院瀰漫着一陣尿味。英國人還有閒情問我 "dirty" 普通話怎說，然後指着地上的一灘尿對 Robin 說：「很髒！」

直至黃昏，護士終於為他打麻醉針。由於他穿了兩件外套，難於打針，護士着我為他脫衣。但他右臂痛得無法動彈，我請護士替他剪開衣服；護士竟遞上一支生鏽的剪刀，示意我幫他剪。我說：「我會弄痛他的，你是護士，你幫他吧。」護士最終拉開他衣領至後臂，先打麻醉藥，才把衣物脫掉。及後兩小時，他們在手術室如何對待英國人，我已看不到了。

從手術室出來，英國人右手已給打了石膏。他紮馬舉起雙手問 Robin, "Do I look like a boxer?" 我已累得笑不出，但見他還樂此不疲地說瘋話，我就放心。醫生再幫他照 x 光，結果顯示斷骨已被推回原本位置，有待自我修復，但他建議英國人回港後再開刀做手術。

右手手指腫得無法握拳，還要扮拳手。

我要求醫生寫紙，證明英國人翌日能坐飛機回港。他寫好後說：「要醫院蓋章，但管蓋章的職員六時下班了，你明天回來蓋吧。」我說：「我在申請坐明天中午的航班，我沒時間回來。你找人拿蓋章不也一樣嗎？」他說：「不行，蓋章給鎖起了。」我再向不同職員爭取，不果。我知道，我鬥不過內地的官僚，無論那是多麼荒謬。

離開醫院時已是晚上九時，Robin 真的陪我們到最後一刻，並載我們回酒店。我們甫下車，酒店的職員出來迎接，大為緊張。原來 Robin 已將情況告之，並囑咐酒店照顧我們。於是我便請酒店安排車輛明天一早送我到醫院蓋蓋章。

翌晨，我按航空公司的指示，請醫生填好三頁的表格，寫清楚健康證明並蓋好蓋章後，立即促航空公司確定我們可坐當日中午的航班回港。職員在電話確定為我們訂好機位，只要我們於機場付款即可。我問簽卡可以嗎？她說可以，我便放心了。現金已所剩無幾。

回到酒店我們極速收拾行李。到機場付款，航空公司職員竟然告訴我簽卡的機器壞了，得付現鈔。北京機場只有中國銀行提款機，我和英國人試過身上所有提款卡都無法提款。向航空公司客戶服務員求助，他只是再三說明：「不付款就不能上機。」我說：「不是我不付款。你的職員在電話說可以簽卡，但來到機場，你的機器壞了，是你們不讓我付款。」

職員再逐一嘗試擦着我們提供的所有信用卡時，我幾乎想開口問蒼天何苦這樣玩弄我們，卻忽然聽到信用卡過機的聲音。

那一刻，我什麼也不再說－－太多事情是我無法掌握的，我只默禱不要再生意外，我只想回家，到香港的醫院陪他見醫生。我終於明白，發生諸般意外後總有人會說一句：「最緊要個人無事。」天，我就是這種心情。

長城好漢壯士斷臂 ‧ 一

離開西安，於咸陽機場送爸媽上了回港的飛機後，我和英國人則往北京去。

在北京的第六天，我們一早出發到長城。透過酒店租了的士和司機，孔姓司機會說一點英語，但我和英國人在車上睡着了，因此一路話不多。抵達慕田峪後，孔先生說：「難得今天天氣那麼好，你們慢慢遊玩，三小時也好五小時也好，差不多到停車場時就打電話給我，我就載你們回北京。」英國人說：「對，天氣真好，我們真幸運。」於是我們決定買單程票坐纜車上長城，往上行一段路，回程就不坐纜車，慢慢往下步行到停車場，與孔先生會回。

長城氣勢磅礡不必多說，我說猜想爸媽也會喜歡，他說待天氣暖和些可與他們一起遊北京。一路往上走了兩三小時，走到沒修葺過的、真正的古城牆，由於雜草叢生地勢崎嶇，幾乎沒有遊人，我們便坐在石級上聽聽鳥鳴。他說：「我約你六十歲再來，屆時再走遠一點。」我笑說："Sure! When we are old and healthy and strong!"

由古城牆回頭往下走，石級又窄又峻，我得扶着牆壁慢慢走，他走在前面，先我幾步到十九號觀望台。當我還在下石級時突然聽到觀望台傳來驚叫聲，我往那邊望，卻不見了英國人的蹤影！急步跑過去，還是看不到他。大家都從地上一個四方小洞望向觀望台的下層。我跟着往下看，見到他與一名十來歲的女孩躺在下層地上，動彈不得。我立即沿陡峭的鐵梯往下走，蹲在他身邊問他可好，他卻不停問：「那女孩怎樣？她還可以嗎？」

就這裡，他從上層掉了下來。

原來英國人在上層等我時，一小販不停向他兜售紀念品，他再三推卻，小販死纒不休，他一邊說不一邊往後退，看不到後面是通往下層的通道，便從後跌下去，足足一層樓那麼高，撞倒正在下樓梯的美藉女孩，雙雙倒在地上。

女孩的父母慢慢助她站起來，確定她沒大礙，只是擦傷了鼻樑。英國人看到她沒事，如釋重負，終於不再追問 "is she OK" 而肯答我們的 "are you OK"。女孩父親先問他能否動頸椎，再問四肢能否活動，他答：「右手不能，應該斷了。」慢慢地我們扶他起來，他靠在牆邊喘氣，激動哽咽。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情緒激動。

他曾笑指自己多年沒流過淚，還叫我傳授他淚水狂奔這種秘技。這次，他卻哭了，雖然只是兩三秒的事。他激動並不是因為自己受傷，而是擔心和介懷傷害到那女孩，確知她無礙後亦難以平伏。我後來想，大部分人平白無事時都可以很 nice，倒是在緊急關頭甚至生關死劫時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性情。手斷了有多痛我不知道，但假如那天斷臂的是我，怕痛又怕死的我想必已被痛苦和恐懼濃罩，想不到其他；但他，卻老是想着別人。

救護車無法駛上長城，要等救護員抬擔架上來，最少得等三十分鐘。兩三名熱心遊客陪伴我們等了一會，並幫我用頸巾將他右手紮好。他很快收拾心情，思考下一步；他認為與其坐着等，不如起行務求盡快與救護員會合。待他呼吸暢順下來，我便扶着他一步步往下走，二人因受驚過度雙腿還不時發抖，須多次停下來回氣。

走了不知多久，終於遇見救護員和警察。他們首要卻不是救人，而是要我寫下傷者的名字年齡國藉！我見他痛得要坐下來，急了便要求先上纜車，怎料職員還問我有否買票！我說：「沒有！他手斷了你讓我們上車不？」警員低聲向她說了句話，她才讓我們上纜車。

救護車在纜車站等我們。英國人躺在車中擔架床，顛簸了半小時終抵達懷柔區第一醫院。所謂醫院，其實是燈光陰暗的診所。

他們將他推進診所後，就由他躺在那裡，無人理會。三名警員圍着我又再問名字問護照號碼問年紀問關係問個沒完沒了。我得推開他們三人，拉着診所職員請她看看病人，她才往登記處指指，說：「先付錢。」我跑去付錢，回來見英國人還是躺在走廊無人理會，我死抓着醫生問下一步要做什麼。在這種地方，我知道，我得非常 assertive。

終於他們扶他起來照 x 光，卻沒有把他雙眼遮蔽。他只好用左手蓋着雙眼。等待結果時，我才看到今早載我們到長城的孔先生也在，他得知意外後也駕車來到診所。

醫生看 x 光片後確定英國人右手前臂骨折相當嚴重，他說可先嘗試將斷骨推回原來位置（manipulation），再視乎結果決定是否需要開刀。這時其中一名警員對醫生說：「還是叫他們到積水潭吧，他是老外，小心點好。」我這樣解讀他的潛台辭：「還是不要亂動外國人的手，弄斷了他一定追究到底，到時你可麻煩了。」我問過後得知積水潭醫院在北京市，車程一小時，但他們都說「積水潭是全國最好的骨科醫院」，我們決定到那裡求診，並要求安排救護車。

醫生撥了幾次電話後，回頭對我說：「救護車往別處載病人了，你要坐的話須等三十分鐘。」

天無絕人之路，幸好孔先生還在，他樂意載我們到北京積水潭醫院－－全國最好的骨科醫院！我覺得人生還是充滿希望的。

（待續）

西安－－自得其樂

"It sucks!" 是我對西安這地方的結論。雖然客觀環境令人沮喪，但我們還是很珍惜一起經歷這趟旅程。

旅程中最令人深刻的並不是看什麼景點或文物（兵馬俑在媽媽口中只不過是「鐵甲人」），倒是我們四人間的相處難能可貴。難得與爸媽朝夕相對，我對他們又有不少發現。

• 出發當天，我們相約在茶餐廳吃早餐。我說要教爸媽一個英文字 "enjoy"，媽媽即說：「Enjoy 即是享受嗎？」我很驚訝，她說是「看電視學的」。我有理由相信媽媽能操流利英語，只是平日扮懞。
• 有幾次在車廂中，媽媽望着馬路兩旁的樹木，自言自語說：「這些樹很美，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我懷疑她看過我上個月寫的日誌，得知龍應台將父母比喻作行道樹，因此藉詞提醒我多關注那些樹木（父母）。
• 我們參加了一天團，寫明參觀大雁塔、半坡博物館和兵馬俑，中間卻穿插了玉石店、仿兵馬俑店和絲綢店。團員就只我們四人，導遊卻依然以「公司規定」為由迫我們逛商店，討厭之極。到最後一站絲綢店時大家已累透，但絲綢店售貨員卻以廣東話由一條蠶蟲的誔生講到一張價值五千元人民幣的被袋，大家心裡冒汗，盤算如何脫身之際，媽媽卻在毫無預告下突然說「我走了」便一個箭步逃之夭夭。店員面面相覷，問：「她去洗手間嗎？」我答：「她走了。」既然媽媽那麼突兀地打破困局，我和爸爸也跟着逃走。英國人看在眼裡，非常欣賞；對於導遊這種迫人逛商店的劣行，他一開始已無法忍受，只是礙於「我爸媽為主他為副」的想法，他才一直忍耐。
• 根據過往經驗，爸媽性格保守，旅行期間什麼都不願嘗試。但這次他們的開放態度卻令我們很驚喜。媽媽從沒踏過單車，爸也多年沒有坐過單車，因此，在西安城牆經過租單車的店舖，我也沒有提出租單車。倒是後來坐在一角休息時，媽媽看着別人騎雙座位單車，我隨便說了句：「你坐後座，我坐前座，也可以踏單車，不必怕平衡不了。」她竟然即說：「好！」於是，我們四人租了兩架雙座位單車，在西安城牆騎足一小時。這是媽媽人生第一次騎單車，也是我們第一次騎雙座單車；原來，在前座負責駕馭一架雙座位單車，比起一個人騎單車難得多，責任也很大，心裡不停默念：「不要摔倒！」
• 君樂城酒店的服務不消提，但我們善用其設施，晚上到其康樂中心逛，輪流打起乒乓球，大家都是「滴滴仔」水平，勢均力敵，竟也打至汗流浹背、嘻嘻哈哈。問起爸媽有否打過乒乓球，媽媽說：「有，上一次打大概是五十年前。」原來爸媽讀小學時也有打乒乓球，有底子的。及後再到健身室，爸爸似是在城牆踏單車踏上癮，竟又在單車機上猛踏，經媽媽阻止他才肯停下來。我想，不跟旅行團的一大好處，是累了可回酒店休息；或許由於我們非常善用這種優勢，幾乎每天都安排時間在酒店小眠，所以爸媽也一直較有心情嘗試新事物。
• 酒店的裝潢平平無奇，但媽媽似乎對任何酒店都存有一絲仰慕，總愛在酒店的長樓梯、大堂等地點拍照。某天晚飯後，她說累了不想外去，但卻樂於在酒店走廊和大堂隨意走走；逛酒店也就成為我們的活動。後來我們在大堂梳化坐下聊天，她提起肌肉痠痛，我便開始為她按摩。除了小時候間中扮乖為爸媽亂搥肩膀外，我已不知道多久沒有為爸媽按摩。一按之下發現，無論我多出力，媽媽肌肉痠痛的部位已僵硬到不覺得痛。幸好當我停下來不久，她說：「似乎舒緩了點。」我說：「那得每天按摩了。」她立即笑說：「你哪有時間？」
• 為了爭取時間多替媽媽按摩，翌日早上我們安排了分組活動：英國人和爸爸打乒乓球，我和媽媽在房間按摩。這次媽媽可以躺在床上，我便請她脫去上衣，我在她背塗上潤膚膏，做她的按摩師。玉帛相對，何其親密。我也趁機問一些平日不會問的傻瓜問題：「你和爸爸還有親親嗎？」她說：「傻架，老夫老妻，還親什麼？」那天晚上，我送他們回酒店房時對爸爸說：「媽說你很久沒抱她了，你今後要多點抱她，知道嗎？」他們只顧傻笑。上一代的夫妻，誤以為親熱是為了傳宗接代，完成任務後便不再擁抱，甚至因肌膚之親而感到尷尬。

只好從後偷拍。

• 所以，當我們在西安逛街時，某幾次回頭時竟看到爸媽手拖着手，是多麼難得！我意圖拍下這感人情景，但每當他們看到我拿出手機拍照，就很自然起將拖着的雙手藏於身後。彷彿第一次拍拖的少男少女，被朋友在街上看到他們手拖着手，總是想躲。
• 在西安的最後一天，我們因整天截不到的士而身心疲累。觀乎的士司機和服務生的嘴臉，西安人似乎並不歡迎我們，但我們還是自得其樂。那晚我們那裡也不去，就在酒店房間「玩」敷面膜、泡茶、吃餅和自拍，為這趟旅程畫上句號。

回港後姊姊問我有什麼感受，我說：「從頭擔心到尾！擔心他們吃不好、吃不飽，擔心他們睡不酣、睡不夠，擔心他們太趕忙會累壞，擔心他們太悠閒會悶壞，擔心他們病倒或摔倒，擔心他們發牢騷或發脾氣，擔心他們走失，甚至擔心他們人有三急！確實很大壓力，不過－－那都是值得的。」

姊姊笑說：「那不就是我湊仔的心情！」

西安－－「文明都市」

到一個地方旅行，往往逗留數天，難以真正認識她。旅行後有多喜歡或討厭她，也是因緣際會，視乎那幾天的天氣、空氣質素、有多擠、酒店的服務、遇到的人。當中有很大成分是碰運氣。

在西安六天，我們碰到的都是讓人失望的人和事，因此對西安這地方我只能武斷地說聲「討厭」。

飛機抵達西安咸陽機場後，我們找的士坐，卻看不到任何指示牌。問了好幾個人，才找到的士等乘客的地點，一走近，五六名龐然大漢湧上來拉客，百五塊呀二百塊呀爭相起價，感覺猶如踏入重慶大廈。媽媽說不要上車，但時近黃昏若還不上車就天黑了。我們四人擠上的士後，媽一直緊繃着臉，眉頭深鎖。總是作最壞預算的她心想前面那司機必定是強盜，這次我們凶多吉少。一小時的車程無論如何哄她也不答話，心事重重。機場是旅客對一個地方的第一印象，想不到一踏足西安，就把媽媽嚇個魂不附體。

的士搶客的情況，那就是唯一一次。往後的五天，在街上想截的士，難比登天。20 分鐘內約有 20 輛出租車駛過，17 輛已載有客人，很難得遇到三輛空車，其中兩輛對我們視若無睹疾駛而過，終於等到一輛肯停下來，我歡天喜地，司機卻不開門，先問我要到哪裡去，我如實告之，他竟拒載。在街口苦等無望，只好沿着沙塵滾滾的馬路邊走邊截車，一路只有吃塵的分兒。在爸媽受夠之前，我們決定放棄，慢慢走回酒店，洗澡休息。

 

旅遊時間寶貴，每天都遇到這情況，你可想像得到有多惱人。

後來上網了解，發現西安從 2000 年至 2010 年間，人口增加了一倍，但出租車數目卻沒有增加過。2010 年西安的常住人口達 846 萬，全市卻只有 12115 輛出租車。由於供不應求，加上西安堵車問題嚴重，的士司機便大模斯樣地挑乘客，但凡較堵車的地方，他們都不願去。

除了交通，入住的酒店可說是最貼身影響旅遊經歷的另一因素。多得中旅社介紹，我們入住的君樂城酒店，竟被建築工程環繞。不論周末還是平日，每天晨中七時便開始打樁，直至晚上九時。擾人清夢不在話下，進出酒店更是非常不便，地盤令附近交通亂上加亂，彷彿冒着生命危險才能進城。

作為一家五星級酒店，職員一星的服務態度令我們驚嘆不已。幸好英國人 check in 時在櫃台遇到唯一一位西人職員，來自波蘭的 R。由於其他職員英語非常有限，英國人自然找 R 幫忙。及後由於噪音問題英國人要求酒店換房，亦找 R 安排。他倆因而談起上來，英國人提及在西安遇到種種奇難雜症，例如截的士的難度、毫無章法的交通、餐廳服務生的冷淡。R 聽着全都理解，但亦只無奈說：「在這個地方，也只好接受。時間久了，你便會習慣。」

經過五天的磨練，我們對當地的出租車已完全失去信心，因此，我們決定透過酒店租車送我們到西安機場，希望在最後一天安然離開此地。透過 R 約好了車和司機翌日早上八時離開酒店，說好了 170 塊成交，以為萬無一失。

當天早上時四十五分，某 concierge 告訴我，我們的三件行李太大，放不進安排好那輛車的車尾箱。我問：那怎辦？他說：要不就截的士，要不就坐大車。我問：現在能截到的士嗎？他說：誰說得定？我問：那坐大車價錢一樣嗎？他笑了，說：當然不一樣，大車收四百元。

我不想跟這個人說話，立即找 R。R 聽畢即安撫我們說：「沒問題，交給我，我會處理的！」然後他很努力地跟司機、租車公司職員和 concierge 理論及想辦法。他臉也紅了，對他們說：「我昨天明明說清楚有四個乘客，三件行李，兩大一小！你怎麼會給我一部細車？」

時間一分一秒地溜走，短時間內既截不到的士，行李亦無論如何擠不進小車中，R 趁客人不在附近時，肉緊地罵起其中一個嘻皮笑臉的 concierge，說："I'm going to kill you for this!" 英國人走近 R 身後時無意中聽到這句，我們就知道其實 R 也無法扭轉乾坤。我們很感激他那麼在意，但，即使他真的動殺機，其他人也還是一副「我只要錢，你殺了我也得給我錢」的模樣。我們只好付雙倍價錢，坐那輛所謂的大車，離開這間五星級酒店。

在車廂中，我往西安的公路看，很多出租車的車頂均設有小燈箱，上面打出宣傳口號，大意是：「擕手共創文明城市，齊心擔當文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