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1 December 2012

從蝦的生命怨曲到蟑螂的中年危機

我在無肉不歡的環境下長大,如今與素食者一起生活,思緒開始受到陣陣衝擊。

英國人事事從動物感受出發,他不少言行舉止,我適應需時。當家中出現昆蟲,我的本能反應是叫他滅蟲,但他卻是不論益蟲或害蟲,都盡量不殺生,總是用紙巾把牠送出門外,會飛的就放到窗邊。

家裡一直住着一條四腳蛇,我們與牠和平共處多時,覺得牠性格安靜不會添麻煩,於是某天他笑說,不如收牠做寵物吧。我說好主意,那麼要給牠起個名字。他當時在讀西遊記英譯版,於是就建議給四腳蛇起名馬騮。

某日我掃地時竟掃出了馬騮的屍體,反了肚四腳朝天,好可怕!我放下掃帚立即致電給他,形容這可怖境況,他即說,Oh no! Poor! I'm so sorry! 那一刻我以為他在安慰我,但他續說:「Poor bloke! I wonder why he died?」他問會不會是家裡太乾淨所以餓死呢?然後又說可能牠老了,是自然死的……我才知道原來他不是同情我受驚的遭遇,而是惋惜馬騮之死。
 
去年冬天與家人一起打邊爐(他只能坐在一旁吃烏冬),媽媽將生蝦和肉丸放進滾湯中,其中一隻蝦卻突然從湯中跳出,在空中劃出一度弧形然後墮下,家裡哄堂大笑,媽媽將生蝦放會煲裡。英國人後來悄悄跟我說:「你不覺得那情況很尷尬(awkward)嗎?蝦明顯不想死在滾湯中,牠在垂死掙扎,但大家卻哈哈大笑,然後繼續吃飯。」他不會明白,在我們中國人眼中,在餐桌前蝦只是食物,沒人會想到蝦的生命怨曲。只有他看到一條在垂死掙扎的生命。

由於他總是從動物的感受出發,他時不時就問些我想也沒想過的問題。例如在寒冬中的倫敦,他看到河畔成群結隊的鴿子,問:「世上那麼多地方,為什麼這些鴿子選擇在倫敦生活?牠們有翅膀,想到哪裡都很方便。假如我是白鴿,我就會飛到南面的國家,過一個較暖和的冬季。」

某天在街上看到別人放狗,他問:「一隻英國狗來到香港遇到香港的狗,你覺得牠們能溝通嗎?」我反正沒可能知道的便胡扯說:「應該沒問題吧,聽起來狗吠聲都差不多。」他說:「我覺得牠們會有障礙,英國的狗應當有其一套吠聲,跟香港狗的吠聲總會有點不同。那英國狗可要花一段時間適應和學習香港的語言了。」

散步時看見地上有蟑螂,我打算逃走之際,他卻慢條斯理問:「你猜蟑螂一般壽命有多長?」我不理他,他自顧自說:「我猜大約數個月吧。你覺得牠們對時間有沒有意識?舉例說,這蟑螂知不知道自己大概只活六個月?牠又會不會想:『我已活了三個月,只剩三個月……糟糕了,我還有很多事未做!我要迎頭趕上。』你覺得牠們會有這種危機感嗎?」

由四腳蛇的死因、蝦的生命哀歌,到狗的語言障礙、蟑螂的中年危機……教我的思緒如何不受衝擊?

Sunday, 30 December 2012

不聞其聲 不問其死?


去年十二月我和英國人到蘇杭旅行,非常寒冷。在蘇州的公路上,他看到一輛輛載滿豬隻的車,沒有車頂沒有圍板,寒風刺骨不在話下;四五十隻豬在狹小圍欄中更被叠羅漢般一層層互相擠壓,最低層的豬被身上四五「層」豬壓着,沒任何伸展餘地。這畫面一直深印他腦海。

在杭州到某酒樓門前點菜,看着店東將生魚從魚缸拿出丟在地上,任由牠在地上缺氧撲跳掙扎失控,卻不乾脆把魚殺掉以減少其痛苦。是因為待牠奄奄一息才下手,比較省力嗎?英國人和我對望,我就拉他離開去找另一家餐館。

他不是反對殺生,而是不滿動物被煮成食物前所遭受的對待。十七歲那年,他在報章讀到動物被屠宰前受的虐待,就決定不再吃肉。

他從不勸人吃素,不高舉愛護動物的旗幟,連寵物也沒養過一隻。他只是在自己生活裡選擇避免為動物帶來痛苦。有人對他說:「你十七歲就有這種領悟和堅持,很有佛性。」他說:「才不;假如某天我不吃面前那頭牛的話我便會死,我亦會犧牲那頭牛。但既然現在有選擇,我就選擇不傷害。如此而已。」說得平淡,背後卻是堅定的信念。

人權」這詞是在十八世紀才初次出現在 Thomas Paine John Stuart Mill 等西方哲學家的文章中。十九世紀,英國始基於人權而廢除奴隸制度。二十世紀,愈來愈多組織以人權為理念推動社會運動。英國人相信,既然人權這概念能在二三百年間成為普世價值,終有一天,動物權益亦會像人權一樣受重視。他亦相信,素食主義有一天會愈來愈普遍,甚至成為主流。

只是,自他開始吃素至今還未見到這趨勢……

他說:「絕大多數人若了解到動物如何被虐待,都不會忍心吃肉。只是因為他們沒去了解,不聞不問便當作不知道,繼續安心地享受佳餚美食,實在是很差的藉口。」我想起孟子說過:「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如果當時英國人在場,他一定對孟子說:「為了繼續安心吃肉而遠庖廚,是自欺欺人,與君子之名相去甚遠。」

這麼多年來,不下百次有人問他:「你為什麼吃素?」他每次都平淡而簡單地回答:「我不喜歡動物被屠宰前所遭受的對待。」句號

其實,他心裡時有衝動反問對方:「你為什麼吃肉?」

當大家理所當然地對素食者感到好奇時,有多少人思考過自己「為什麼吃肉」?

如欲「聞其聲,見其死」,可參考:www.meat.org

(待續)

Thursday, 27 December 2012

是肉不是肉


朋友說看我的網誌感受到我和英國人的親密。其實,我常提起他並非因為我們有多恩愛,而是因為我們之間的文化差異足夠我寫一本書、畫一套漫畫、或講故事三天。

他首次與我家人見面,是來港後大約兩三個月,我們一家相約在酒店吃自助餐。當大家問他為什麼吃那麼少,學廣東話只兩三個月的他,試着解釋說:「我唔識郁。」大家傻了眼,說:「什麼?」他重複說:「我唔識郁。」大家還是不明白,他開始感到不安,望着我向我求救。我便充當翻譯說:「他是說:『我唔食肉。』」

十七歲那年,他在報章讀到動物被煮成食物前遭受什麼樣的虐待。就這樣,他決定不再吃肉。至今,他人生中不吃肉的年月已多於他吃肉的年月。

與一個不吃肉的人生活當然非常不方便,我亦深切感受到香港是個多麼以肉為主、多麼不鼓勵人吃素的地方。大家樂、大快活、美心等食肆我們就從來沒光顧過;到茶餐廳點小菜時「走肉」,侍應往往大驚小怪覺得我們是怪物。所以,當遇到肯靈活處理食物以配合素食者要求的食肆,我們就如獲至寶,把它當成飯堂。

不僅外出用膳充滿挑戰,我當初帶他回家吃飯,媽媽亦很苦惱:「我不知道該煮什麼給他吃。」

除了姊姊家中的印傭外,爸媽幾乎沒有跟外國人相處過。當他們得知女兒與英國人交往,已是一大衝擊。不諳英語的他們正擔心着如何跟他溝通之際,我還告訴他們,這英國人不吃肉,他們實在一時消化不來,問:「不吃肉?那他怎會長肉?豈不是瘦骨如柴?」我解釋說吃素比吃肉還健康,媽媽問:「那麼他吃魚吧?」我說:「當然不,魚肉也是肉。」她震驚說:「魚也不吃?很易有腮腺炎啊。蝦呢,他吃蝦嗎?」我說:「媽,蝦也是肉!」

吃自助餐那天,爸爸覺得英國人不吃肉「好蝕抵」,將生蠔放在他跟前。我解釋:「爸,他不吃肉。」爸理直氣壯地說:「生蠔不是肉!」我說:「蠔是海鮮,怎麼不是肉?」他說:「沒有血的不算肉。」我不再駁斥,一邊將生蠔吃掉,一邊將爸爸的說法翻譯給英國人聽,他才發現香港人對「肉」這個字是採取這種狹義。

這狹義和廣義的差別,不僅發生在我家。某天他在餐廳點「星洲炒米走肉」,侍應阿姐卻送上一碟有火腿的星洲米。他說:「我說了『走肉』。」阿姐重複說:「Ham, no meat! Ham, no meat!」然後就逃之夭夭。他只好無奈地將火腿撥開。這種即使點菜時清楚說明「走肉」、但送來的食物依然有肉的事件,時有發生。

爸媽後來終於慢慢明白了英國人不吃肉、不吃魚、不吃蝦、不吃火腿,甚至不吃生蠔。當我們回家吃飯,媽媽便多煮一兩味齋菜。英國人每每吃得津津有味,可媽媽卻總是母性大發說:「他真可憐,這樣只吃菜很慘,很寡。」我說:「媽,他覺得動物比他可憐得多,所以才選擇不吃肉。」媽媽漠視我的解釋,鍥而不捨地叫我勸他吃肉,「至少吃魚和海鮮吧,連魚也不吃真的很可憐」。

素食者在香港原來是這麼一群不被理解的小數(minority)。我是現在才感受到,素食者每天都在逆流而上。他們需要的勇氣和堅執,一點不簡單。

(待續)

Saturday, 22 December 2012

第一天和最後一天


朋友的兒子四歲,有一天他對媽媽說:「媽媽,帶我去坐巴士。」朋友問:「你想到哪裡去?」兒子說:「我想坐巴士。」朋友問:「坐巴士到哪裡去?」兒子說:「我想坐巴士。」

孩子說了三次,媽媽才明白:他不是要到哪裡去,他只是想坐巴士。要向大人解釋那麼多,真令人疲累啊。

交通工具對我們來說是工具,對小孩子來說卻是一個目的地、一場歷險、一趟旅行。朋友於是放下家務,陪兒子走上巴士,坐在上層車頭看街景。他們沒有目的地,想下車便下車,然後再隨意走上另一架巴士,孩子餓了便下車吃點東西,之後再上另一架巴士。這就是他們一個早上的活動,回家時孩子仍然興奮,說:「媽媽,坐巴士很好玩!」媽媽說:「對,媽媽之前也不覺得那麼好玩。」


我不時想起這故事。孩子充滿活力,因為很多事物對他們來說都是「第一次」,都新鮮有趣。回想我們做任何事的「第一天」,往往亦是我們最有活力的一天。

地球繼續轉,心臟繼續跳動。這末日預言沒有實現,卻再次提醒大家什麼都可能隨時終結,提醒我們每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

Steve Jobs 說過,他每天早上都會對着鏡問自己:「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後一天,我會想做我今天要做的事嗎?」假如連續幾天的答案都是「不想」,那就是時候作出改變。

他說,每當面臨重大決定時,他就提醒自己他快要死亡,因為幾乎每件事--所有外界期望、所有名譽、所有對困窘或失敗的恐懼,在面對死亡時都會消失,只有最真實重要的東西才會留下。用死亡提醒自己,是避免陷入害怕失去的陷阱的最佳方法。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為什麼不順心而為?

用「第一天」的態度去做每一件事,我們會更有活力;用「最後一天」的心情去選擇下一步,我們會更有方向。把每天都當作「第一天」和「最後一天」,就擁有了每一天。

Thursday, 20 December 2012

禮物

去年臨近聖誕,我與英國人到爸媽家吃飯,他看到家中聖誕樹下沒有禮物,很大反應:「怎麼聖誕樹下沒有禮物?」我問:「有什麼問題?每年都如此。」他覺得不可思議,說:「聖誕樹和聖誕禮物是分不開的,光是聖誕樹,看起來很頹。」我沒放在心,想這不過是其中一次少少的 culture shock 罷。

怎料及後幾天,他一有機會便買禮物給我家人,我一直說「不必」,他卻無視我的勸阻,非常堅定,甚至買了多張花紙,坐在沙發包起禮物來。我無話可說,便坐下來陪他一起包禮物。

他沒有宗教信仰,但在天主教家庭長大,聖誕是家人每年最重視的節日。小時候最期待的,是聖誕節當天起床後跑到聖誕樹下,與家人一起拆禮物。如今他身在香港,無法與家人共度聖誕,也花心思上網訂購禮物,送給身在英國的家人。

而他送我的聖誕禮物,更是遍地開花。

相對下,身邊很多人都疏懶於買禮物,我也一樣。多年朋友,生日只要吃飯聚舊就夠了,「不必送禮」;老夫老妻(其實二人不過三十多歲)不求浪漫,任何節日紀念日365日亦「不必送禮」;一家人那麼親了實在「不必送禮」;連最親的都不送了,普通朋友更是「不必送禮」。

英國人那麼熱心送禮物,有時我累了不想陪他購物也說「不必吧」,他就說:「當然不必,沒有任何禮物是必要的,但我想送。」

不送禮可以有很多理由──浪費、不環保、沒時間、不知道對方想要什麼、我有家室有孩子沒有閒情逸緻,歸根究底其實是「不想」。而送禮也一樣不必任何理由,「想」送就夠。

近朱者赤,今年我也買了數份聖誕禮物。為自己記掛的人買禮物其實很快樂,比起買東西給自己,送禮的快樂更深刻,因為它分幾個階段──思考對方喜歡什麼、選購過程、包禮物(同時會想像對方拆禮物)、送禮的一刻。可憐疏懶於買禮物的人就享受不到這快樂了。

但願世界末日不要來臨,讓我可以將禮物送給他她他她她。

Sunday, 9 December 2012

行動


單憑做夢和說夢當然哪裡也去不成,行動最實際。Wright Brothers望着天空做夢之餘,也經歷過不知多少次嘗試和失敗,才飛得起。
Wright Brothers 除了望着天空發夢,也經歷
過不知多少次嘗試和失敗,才飛得起。

我相信行動,行動比圓夢更重要。若要等有把握圓夢才行動,恐怕什麼也做不成。最終能否達到目標並非最重要,反而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仍勇往直前,才是關鍵。

很久以前我和朋友之間有過以下對話:

我說:很慚愧,已經很久沒有執筆寫字。
他問:為什麼不再寫?
我說:我怕。
他問:怕什麼?
我說:我怕我寫得不好。
他問:寫得不好又怎樣?
我說:只有寫得好,我才有動力再寫下去。

親耳聽見自己這樣說,才發覺那是多麼荒謬;比得上小王子遇見的酒徒。如果要確保寫得好才寫的話,恐怕我今生都不會寫。

早前「平行時空」忽然流行起來成為浪漫橋段。電影《那些年》:柯景騰沒能沈佳宜在一起,就來句讀白:「也許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裡,我們是在一起的。」電視劇《天與地》也在結局加插平行時空,讓家明與 Yan 走在一起。我從不少小說也讀到這概念,每逢主角對現實感到無奈,就對平行時空產生無限希冀。

我問英國人:「你相信世上有平行時空嗎?」他說:「不信。」我有點失望,說:「你不覺得很浪漫嗎?」他說:「不覺得。為什麼浪漫?」我說:「現實有很多遺憾,但在平行時空裡,我們可以與最愛的人在一起,可以過理想生活,不是令人很安慰嗎?」他不為所動,說:「這只是給人自我安慰的概念。既然『現實』這麼實在,為什麼不在這裡與最愛的人在一起?為什麼不在這裡追求理想生活?反而去希冀一個不知是否存在的平行時空,然後自欺欺人說『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裡,我們是在一起的』?那才不是浪漫,那是無病呻吟。」

我說:「對牛彈琴!都說現實不會那麼完美。」他說:「任何時空都不會是完美的,但不管在什麼時空,我們都有權選擇。只要你選擇與某人在一起,就去愛她;如果你不能愛她,你可以選擇離開,不必自虐地抱憾未能與最愛的那誰在一起;現實生活未必理想,但只要你想,總能選擇朝那目標走,無論限制多大,一定有辦法鑽出空間去追尋,總好過將希望寄託在那平行時空。」

氣結。可是我心想,他說得也對。

我每天上班途中經過一個巴士站,看見一個女人利用等巴士的時間練舞,雙腿前後左右地踏步;為免引人注目,她盡量在原地輕輕踏碎步。我很喜歡看她專注的樣子。她看來也是朝九晚六的打工仔,但醉心跳舞到一個地步,就連等車的時間也不放過。

要走近理想,可以像這女人一樣,在現實的限制下鑽出空間去追尋;也可以激動到像釋迦牟尼一樣拋妻棄子、告別聲色犬馬苦行六年,就為了修成正果。無論你選擇走多遠,請先踏出第一步,然後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夠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老子說。最終能否達到目標反而不是最重要,我說。

我也決定不管那麼多,不求圓夢,只管行動,執筆就寫。此乃 The Window Seat 的誕生。


The first step to becoming a better writer is believing your own experience is worth writing about.” - Peter Marmorek 



Friday, 7 December 2012

說夢

從小,長輩都教我們要坐言起行,少說話多做事。學英文用語時亦知道,pay lip service 是負面的,我們應 walk the talk

我心領神會,決意不要成為紙上空談的吹水王,漸漸就習慣了待事情很有把握才會說;當夢想和現實落差愈大,我就愈三緘其口,免大家失望。

以為這是美德,最近卻發現這種美德可能危害健康。

我的志願是成為一個作家,從小到現在都沒有改變。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我絲毫沒有走近這目標一步。基於上述美德,我已極少再提及這想法。即使幾位好友依然時時鼓勵我寫文章,但每當他們提起,我竟是因慚愧而不發一言。摺埋。

思想(做夢)、說話(說夢)、行動(圓夢)三者環環相扣。若不行動亦不談論,這件事在你體內只會愈來愈渺小,最終胎死腹中。當我的理想瀕臨死亡,我讀到 Chade-Meng Tan 寫的 Search Inside Yourself,當中一個寫作練習為 Discovering My Ideal Future花七分鐘寫下你理想中的自己──想像從今天起一切心想事成,五年後,你會在做什麼?你感覺如何?別人對你有什麼評價?

我在日記中寫下 "My Ideal Future",行雲流水寫了兩頁:「我理想中的自己,是個寫很多很多文章的人……我訪問很多人,記錄他們的故事。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值得記錄的故事和心聲……我希望出我的一分力,令這世界公平和公義,多一點點。」

由於很久沒說這些傻話,寫完後心情竟有點激動,重複讀了多遍。這是個很有力量的練習,假如你也自覺開始遺忘理想,就把它寫出來吧,愈具體愈好。

寫作練習後,作者鼓勵我們多跟別人談及自己的理想。不管理想聽下去多麼不設實際、天馬行空、天方夜譚,也儘管說、說、說。說得愈多,不但有助鞏固想法,你更會發現,夢想並非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Chade-Meng Tan 這樣說:

Talk About Your Ideal Future a Lot

If you find yourself inspired by your ideal future, I highly recommend talking about it a lot to other people.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benefits. First, the more you talk about it, the more real it becomes to you. This works even if your dream is highly improbably or impossible. My own dream, for example, is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world peace in my lifetime. I envision a world that is peaceful because inner peace, inner joy, and compassion are widespread, and those qualities are widespread as a consequence of ancient wisdom practices being made accessible to the modern world. I envision myself as a person who makes wisdom practices accessible by making them understandable, practical and useful in the corporate world and beyond. When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is, I knew my goal was impossible, but I talked about it to a lot of people anyway. The more I talked about it, the more it went from being impossible to implausible, and then from implausible to possible,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went from possible to actionable. I reached a state in my mind in which I felt there were actually things I could do to move it forward.

The second important benefit is the more you talk to people about your ideal future, the more likely you can find people to help you.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f your a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is altruistic in nature because people will rush to help you. If your wish is to drive a nice Lexus, nobody will care. However, if your wish is something altruistic -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feed every hungry person in the world, or you want to make sure no homeless people in San Francisco ever dies from the cold, or you aspire to help disadvantaged kids in your community learn better - and you are sincere about your wish to serve others, I guarantee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will be, "How can I help?" When you are genuinely moved to help others, you inspire people with your altruism, and when you inspire them, they want to help you.

Truth be told, I was actually surprised by how well it worked. When I first started talking to others about my aspirations for world peace,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how few people thought I was crazy (only two, so far). As it became more real to me, I began speaking about it with increasing confidence and, after a while, I noticed that people wanted to help me or introduce other people to me who could help me.

Soon, I was building a network of allies (whom I jokingly call the "grand conspiracy for world peace"). I found myself befriending many luminaries of the contemplative world such as Matthieu Ricard, and luminaries in the peace-making world like Scilla Elworthy. Richard Gere and the Dalai Lama gave me hugs. Owen Wilson and will.i.am said they wanted to help me. I was invited to deliver a TED talk on compas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Many hundreds of strangers tell me that I have inspired them. I am amazed by how much my simple aspiration for world peace has resonated with so many people, and I am humbled by all the friendship and kindness I have experienced.

I learned that people want to be inspired. Every aspiration of service we have and every act of charity we perform inspires others. Hence, if you have altruistic aspirations, especially if you are already acting on them, I very much encourage you to share them with others so you can inspire more goodness in the world.

Search Inside Yourself by Chade-Meng Tan

「推動世界和平」聽起來多麼的癡人說夢,但只要是你真心相信的夢想,就勇敢地把它說出來吧。鼓勵自己,啟發別人,還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我也不再為一件未做到的事而慚愧,從今就面不改容地告訴大家:「我的志願是成為一個作家,從小到現在都沒有改變。」無論最終做不做到。

Thursday, 6 December 2012

做夢

香港一年四季都罩着薄霧,不僅因為空氣污染,也由於大家都不鼓勵別人做夢。聽得太多的話包括:別做夢了,你還要供樓!別胡鬧了,腳踏實地做人吧。別癡心妄想,唔駛做咩?

不鼓勵人做夢的城市,當然長年累月愁雲慘霧。

勸他人不要做夢之餘,大家更習慣將做夢與年紀掛勾:「還發這春秋大夢?你今年30歲了!」「環遊世界?40歲人你還做夢?」

不明白。做夢跟年齡究竟有什麼關係?

即使有關,我卻認為剛剛相反--假如過了那麼多年你依然在做這夢,即代表你真的好想朝這目標進發,更不應壓抑。加上,剩下來的時間愈少,愈加應該做想做的事。做夢是永遠不會太遲的。

最近碰巧有不同朋友蠢蠢欲動想辭掉工作旅行去,但身邊大部分人都告誡他/她:經濟不景氣,你回來後找不到工作怎辦?你別衝動,儲錢買樓最實際。你別傻,不用養家嗎?

這情況下,我一定放聲唱反調:「去吧去吧!現在不去還待何時?」她猶疑:「但人人都似乎覺得這樣不負責任,甚至覺得我很怪。」我問:「這是你的人生,還是他們的人生?」她忽然流下眼淚。

已經不是第一次,當我鼓勵人做夢時,對方忽然流下眼淚。

我明白,我也會。當一個人在理想和現實間痛苦地踟躇掙扎,全世界都潑冷水,自己也開始向自己潑冷水,快要死心時卻竟然聽到有人鼓勵,眼淚就會嘩一聲湧出。

一百多年前,能在天空飛翔的只有雀鳥,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卻想方設法研製飛機。不難想像,大家很容易可以非常權威地對他們說:別浪費時間了,沒可能的。人是沒可能在天空飛的。

今時今日我們能夠在天空中飛,就是因為萊特兄弟當年沒有停止做夢。

小時候,他們收到爸爸送的聖誕禮物--飛螺旋,驚覺原來世上除了雀鳥蝴蝶,人造的東西也可以飛翔。從此,他們心裡就萌生了製造飛機的念頭。

萊特兄弟後來愛上放風箏,每次與其他孩子比賽,兄弟倆製作的風箏總比別人的飛得高。萊特兄弟對飛翔愈來愈着迷。他們常常躺在草地上遙看天空中的飛鷹,一直想:如果人也能在天空飛,多麼自由、多麼幸福啊!

他們就是一直做着這個夢。好想飛,好想飛。

做夢,說夢,圓夢。一切理想的實踐,都由做夢開始。如果連做夢也不敢,之後的,什麼也不用說。

我對她說:「30歲又怎樣?30歲更加要做夢!」假如我對着一個70歲的人,我同樣會說:「70歲又怎樣?70歲更加要做夢!」做夢是永遠不會太遲的。無論什麼年齡,你就是需要一個起點。

Sunday, 2 December 2012

滿城盡是米字旗

自與英國人交往後,我多了一雙眼睛。很多一直覺得理所當然的事,原來有人感到很驚訝或難以接受;很多我認定不現實的,在另一雙眼中卻是應份。

在街上,他經常會很驚訝地叫我看看某人:「看那女人的手鐲!」「看那男孩的褲袋!」「看!那條裙!」每每看到以英國國旗為圖案的衣飾,他就會着我看。開始時我完全沒理會。大約十次之後我問:「究竟有什麼值得驚訝?」

他說這是香港獨有的現象。他在英國、愛爾蘭、法國、美國不同地方生活過,亦到過很多國家旅行,但從未見過有人那麼廣泛地將英國國旗化作不同衣飾的圖案。「你不覺得奇怪嗎?你沒想過這個現象背後的含意嗎?究竟穿上英國國旗的人是懷着什麼心態?」對我來說一件平常得「不起眼」的事,卻令他眼界大開。

那之後,我「忽然開眼」看到滿街的英國國旗。原來只要你留神--店舖的櫥窗以英國國旗 cushion 作裝飾、家品店賣的電子磅是英國國旗、男士的圍巾、女士的長裙、婦人的 T shirt 、學生的書包、少女的耳環、男孩的皮帶扣、甚至泳褲、水晶甲、口罩……我對英國人說:「像中了魔咒一樣,我幾乎每天都看到英國國旗!」

我們開始用手機拍攝這「現象」,不時交換當天的「收穫」,自娛一番。某天我宣布:「我要送你一件英國國旗 T shirt,幫你宣示你的愛國情懷。」他說:「我寧願跟你穿情侶裝往銅鑼灣走一轉,也不要把自己國家的國旗穿在身上。」我說:「跟我穿情侶裝很失禮嗎?」他說:「如果你接受到的話,我也可以忍受着試試。」我想一想,說:「不,我還是想你穿英國國旗 T shirt。」他說:「要不我也送你一件中國五星紅旗 T,若你肯穿的話,我也就陪你穿英國國旗 T。」我抗議:「那不同!英國國旗時尚多了,很容易成為時裝的一部分,我可從沒見過人穿上中國五星紅旗!」他瞪眼說:「你小聲點!給人聽見可是要坐牢的!」

如果揮舞港英龍獅旗代表「搞港獨」,穿上英國國旗通處跑的香港人又是否在串謀顛覆叛國?這又是否反映很多人依然有意無意或潛意識地崇尚西方、依戀英國,人心未回歸?

很明顯,我們想太多了。他問及身邊的香港人:「你有注意到香港很多人將英國國旗圖案穿在身上嗎?」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說什麼。他們跟從前的我一樣,壓根兒「看不見」這「現象」。香港人選衣服的大前提是好不好看,根本沒人注意到那國旗。

我們的確對符號和它的象徵意義,異常遲鈍。記得在報章讀過一則法庭新聞,一名年輕人到法庭應訊時因為穿着大麻花圖案的 T shirt,被白人法官訓斥,指他反叛及不尊重法庭。我想,那年輕人十之八九只是隨意挑一件上衣罷了。

我又想起數年前的一件事:香港某時裝連鎖店出售一系列以納粹黨十字號(Swastika)為圖案的時裝,德國和以色列的駐港領事館即收到多宗投訴,指該時裝店引起不安,外國人因此發起杯葛行動,事件甚至成為《南華早報》的頭版新聞。

在我當時的交社圈子,這事根本無人討論;只是碰巧我上班的地方有數名外國人,他們指着《南華早報》頭版對我說:「簡直令人髮指!我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會發生這種事!」然後不停問我有什麼看法。我拿起報紙快速消化事件,至少不要給發現我不知道這「頭條新聞」,然後心裡不停盤算:「死啦,點答?」因為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面前的歐洲人會為這件事面紅耳熱、痛心疾首。當然這是納粹黨用的十字號,當然納粹黨帶來苦痛回憶,但對我來說,這終究是個符號,印在衣物上也只是個圖案,香港還有學校以這十字號為校徽呢。報紙引述時裝店發言人說:「設計師只是想以軍裝為主題,沒想到會冒犯那麼多人。」我相信這不只是公關辭令;作為香港人,我理解他們未必會考慮到考符號背後的民族情緒。

我已忘了當天是如何應付那幾位同事。這對他們來說涉及歷史傷痛民族仇怨家國恥辱,對我來說,卻是衣飾上的一個圖案。為免被標籤為「冷血香港人」,我大概是支吾着表示同情,但求矇混過關。

英國人聽畢這則舊聞,說這種事絕不會在歐洲發生;任何品牌想自殺的話,這就是最有效快捷的方法。於是他問,那香港時裝店倒閉了沒有?我說:「我們剛剛不就在哪裡逛過嗎?擠得水洩不通那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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