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底六月初,我和英國人帶父母遊北京。
一名當地土生土長的廿六歲男子阿駱帶我們遊長城。他載我們由長城回酒店的時候,我們見到每道穚上都有公安駐守,便問他原因。阿駱立刻關上所有車窗,才說:「因為很快就六月四日 ,保安很嚴。」
我們告訴他,每年六月四日 ,香港都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阿駱一頭霧水,問:「真的嗎?我不知道啊。」
再問他,有一張相片,顯示當年有一個手無寸鐵的男人站在坦克車面前,擋着一列坦克的去路,你知道嗎?他說,不知道。
旅途的首兩天,我們都用手機 Google 找想到的景點或餐廳。但到第三天,Google 失靈了。阿駱說:「因為太接近六四了,他們停了
Google。這很平常,Google 在這裡是經常『被失靈』的。」
每天吃早餐,英國人都拿一份 New York Times 來讀。那天,他讀着一篇長文,由第六頁橫誇到第七頁,但卻發覺第七和第八頁都消失了,下一頁已是第九頁。他到報紙架拿另一份 New York Times,發現所有 New York Times 的第七和第八頁都消失了。
後來與阿駱提及這件事,他說:「那是給抽起了。那很普遍,很多香港報章來到內地,都會有一兩 頁消失了,我們就知道那是政府不想本地人讀到的東西。」
用這種千軍萬馬的力量去堵截任何相關資訊,讓一個廿六歲的中國人,對一件廿五年前在北京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他只知道,那是禁忌,最好不要談,談起的話最好先關好所有門窗。
每次由內地回到香港,我都覺得回家真好,可以用 Facebook,可以用 search engine,可以找回「被消失」的報章來讀,可以討論六四,可以上網找到有關六四的資料、圖片和紀錄片。
可是,這些日子還剩多少?
在北京遇到的這些事件,令英國人更加理解,為什麼香港人每年六月四月晚上,無論是熱死辣辣抑或傾盤大雨,都走出來向世界宣示我們不會忘記。
就是這麼簡單:歷史不應被埋沒,做過的事應該坦承,做錯事更得道歉。在幼稚園學過的道理,我最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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