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24 June 2014

大衛與歌利亞的九年耐力戰

除了在髮型屋為了打發時間外,平日我已經不看娛樂雜誌。那天在媽媽家裡卻拿起《明周》,翻到內頁把一篇張崇德、劉美娟的訪問,由頭到尾細讀了一遍。
那一期的《明周》以彭順的婚外情為封面故事,但,第 52 頁那篇張崇德、劉美娟的訪問,才是我心中的封面故事。那篇報導沒有娛樂圈新聞的風花雪月,而是關係到一個大家都應重視的問題。
張崇德兒子張天藍的夭折案,經過九年折騰終於有判決,婦產科醫生蔡明欣因專業失德被判停牌兩年。驟眼看這幾頁文字說的不過是一件案、一些數字,和很多的醫學名詞。然而我看到的,卻是張崇德夫婦那非一般的堅毅。他們以雞蛋拼高牆的決心,以九年寶貴時間,為亡兒尋求真相;實在值得我們停下來感受一下,這兩個人九年來所經歷的痛。
雖然我不是媽媽,但也想像到懷胎十月會與體內嬰孩產生那種程度的親密感。滿心期待誕下兒子,他活了 26 小時就離世。驗屍報告說死因是頭部出血,但不用開死因裁判庭。但,為什麼會頭部出血?沒有答案。他們去信衛福局及醫委會投訴,不獲受理。醫委會推說資料不足。
劉美娟誕下兒子後,像其他媽媽一樣都會坐月。但,那是沒有孩子的坐月。
除了哀悼,他們花了人生寶貴的九年,停掉工作,賣掉物業以支付七位數字的律師費,好不容易透過民事訴訟取得醫報告,於 2009 年終於有足夠資料向醫委會投訴,再經過千絲萬縷的手續,聆訊才在 2014 年開始;前後經歷十次聆訊、重複翻看令人抑鬱的錄影帶和資料、重複經歷兒子的生和死。
這九年間,劉美娟再誕下一子一女,身邊很多人都勸說:「放下吧」、「原諒吧」、「向前看」、「已獲得賠償,拿了錢,還搞什麼」、「都有一子一女了,還求什麼」。
難道在哀悼亡兒的同時,花盡心力、金錢、時間去與龐大的醫療體制拉据,在荒謬的申訴制度下尋找真相,是件賞心樂事嗎?張崇德和劉美娟,如果想生活更易過,早已選擇放下。忘記,是多麼吸引人的選擇。可是,假如連他的父母都不去追究,世上就沒有人會為張天藍追究。
因為爸媽,我近年接觸公立醫院的經驗多了。2012 年,媽媽因病在東區醫院留院四天。當我看到大病房環境擠迫,便要求讓媽媽轉往私人病房。我花了三天時間向不同醫護人員作出同一要求,他們卻以不同理由,或拖延或勸說,令「轉病房」這件看似簡單的事,困難重重。
一個護士說,轉房要等醫生決定,但卻說不出醫生何時可決定。另一職員卻說,私人病房沒有床位。第二天,當護士再說要「等醫生決定」,我便請他叫醫生寫清楚不能轉病房的理由,但他說他沒資格吩咐醫生做事。翌日,當醫生單獨見我媽媽時,他說在大病房有更多醫護人員看守,對病人保障更大,勸她不要轉病房。後來護士忽然說私人病房有床位了,但媽媽婉拒--醫生的恫嚇相當有效。
醫院白紙黑字寫明病人有權要求轉往私人病房,但原來,那只是紙上談的權利。
媽媽出院後,十月十日我給醫院和醫管局一封投訴信。一星期後,他們回覆說醫院的目標是於收信後六星期內回覆。我想,花六星期去回一封信?怎料六星期過去,毫無音信。九星期後,醫院終於給我一個 Interim reply,內容是:收到信件,正在調查。我問,為什麼要花九星期去寫一個 Interim reply?醫院冷淡回覆:我們收到你的電郵,相關部門正在跟進。
翌年一月十六日,足足 14 個星期後,醫院終於給我一封回信,花了相當篇幅去重複醫護人員說過的話,指大病房有更多更有能力的醫護人員看守,病人會得到更佳照顧。
私人病房的設立,不是希望讓病人得到更佳環境和照料嗎?醫院卻告訴我:你媽媽住進私人病房的話,有起事上來分分鐘無人理架。雖然在信中他們這樣說:"We sincerely sympathize the distress you and your mother experienced in the ward",但,過程中我完全感受不到他們的 sincerity sympathy
我雖然不滿醫院花了 14 星期去調查後得出的結論,不過,人生苦短,我沒追究下去。
最近,爸爸病發被送到東區醫院,病情反覆,留院達五晚。五天以來,我們多次要求主診醫生與我們通電話或會面,向我們解釋他的病況,但一直不得要領。
留院期間,我們有幸見到醫生,都只是在探病時驚鴻一瞥。例如某天,他為爸爸抽脊髓液化驗時見到媽媽,向她解釋了為什麼要化驗,便匆匆離開。我們只能向護士查詢病情,而護士亦只是憑閱讀醫生寫的記錄去解答。假如在文件上找不到答案,護士也只會說:「要再問醫生。」我請他替我去問,但到第二天探病時,已不是這位護士當值了,作為家屬實在很無奈。
我曾趁醫生巡房時親身到醫院,希望醫生能解答我的疑問,但職員說醫生沒可能逐一會見病人家屬。她甚至解釋,以那位醫生的脾氣,他不喜歡病人家屬等他。於是我前後三次留下手機號碼,請護士着醫生致電給我,但我一直沒有接到他的電話。
出院那天,醫院着我們下午二時三十分接爸爸,我和媽媽到達後呆等一小時。護士說,醫生未準備好文件,請你們六時後再來。
當你的摰親在醫院煎熬了五晚,病情反覆,你們日夜擔心,天天探病,幾乎心力交瘁了;好不容易等到出院,護士卻一副理所當然的語氣,說「你們六時後再回來吧」。是很不合理,但那一刻,你已經沒有力氣去跟那龐然大物周旋。
爸爸出院後,每每想到他住院五晚,但醫生竟沒有花過十至十五分鐘去認真向家屬解釋病況,我覺得很荒謬。我提起精神再一次致電醫院,要求醫生打電話給我。職員說,我會轉達你的口訊,但我不能確保醫生會打電話給你。
至今,我沒有收到他的電話。
比起張崇德夫婦的喪子之痛,我所受的對待,算是什麼。可是,面對龐大的醫療體制、無底深潭一樣的申訴程序(而所謂的程序還是由醫院那方定的),我有感自己是個手無寸鐵的文弱少年,而在我面前的,是歌利亞。
不難理解,無論在醫院受到什麼對待,很多人都因為忙於照顧病者或養病,只會默默承受,任人魚肉。就算像我這樣花時間跟進的,十之八九,都會被醫院的拖字訣、繁複手續、官腔回覆而打沉,說句「算吧」就把事情了結。正中下懷。
醫院處理投訴的手段,幾乎是必勝的。平民百姓,跟這龐然大物鬥長命、鬥資源、鬥官僚,點鬥?正正因為現實如此荒誕,更突顯張崇德夫婦過去九年,活出了大衛的堅執和勇氣。即使旁人不理解、即使人人都勸他們放下,他們還是忍着喪子之痛,堅持下去。
兒子失去生命,醫生承擔的後果是停牌兩年,劉美娟認為判決是不公平的。我不知道他們還會不會繼續追究下去,或者還有沒有渠道追究下去;無論如何,對於兩位為了追尋真相而甘願在過去九年承受漫長的折磨和孤獨,我打從心底裡感到敬佩和感動。他們才是我心中的巨人。我相信張天藍有這樣的父母,一定很驕傲。


文章亦刊於主場新聞

Wednesday, 4 June 2014

被消失的歷史

今年五月底六月初,我和英國人帶父母遊北京。
一名當地土生土長的廿六歲男子阿駱帶我們遊長城。他載我們由長城回酒店的時候,我們見到每道穚上都有公安駐守,便問他原因。阿駱立刻關上所有車窗,才說:「因為很快就六月四日,保安很嚴。」
我們告訴他,每年六月四日,香港都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阿駱一頭霧水,問:「真的嗎?我不知道啊。」
再問他,有一張相片,顯示當年有一個手無寸鐵的男人站在坦克車面前,擋着一列坦克的去路,你知道嗎?他說,不知道。
旅途的首兩天,我們都用手機 Google 找想到的景點或餐廳。但到第三天,Google 失靈了。阿駱說:「因為太接近六四了,他們停了 Google。這很平常,Google 在這裡是經常『被失靈』的。」
每天吃早餐,英國人都拿一份 New York Times 來讀。那天,他讀着一篇長文,由第六頁橫誇到第七頁,但卻發覺第七和第八頁都消失了,下一頁已是第九頁。他到報紙架拿另一份 New York Times,發現所有 New York Times 的第七和第八頁都消失了。
後來與阿駱提及這件事,他說:「那是給抽起了。那很普遍,很多香港報章來到內地,都會有一兩頁消失了,我們就知道那是政府不想本地人讀到的東西。」
用這種千軍萬馬的力量去堵截任何相關資訊,讓一個廿六歲的中國人,對一件廿五年前在北京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他只知道,那是禁忌,最好不要談,談起的話最好先關好所有門窗。
每次由內地回到香港,我都覺得回家真好,可以用 Facebook,可以用 search engine,可以找回「被消失」的報章來讀,可以討論六四,可以上網找到有關六四的資料、圖片和紀錄片。
可是,這些日子還剩多少?
在北京遇到的這些事件,令英國人更加理解,為什麼香港人每年六月四月晚上,無論是熱死辣辣抑或傾盤大雨,都走出來向世界宣示我們不會忘記。
就是這麼簡單:歷史不應被埋沒,做過的事應該坦承,做錯事更得道歉。在幼稚園學過的道理,我最記得。